唯岩永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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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考据向/史可法】对道邻先生的性格描画兼驳顾诚《南明史》三个观点(上)

0.

戊戌四月廿五日,纪念先生三百七十三年忌辰。

今天是扬州十日的第一天。


1.

先生于感情上的看重,在与浮丘左公的渊源中最得体现,他作为国家长官,同样也有公私分明,不以私废公,不以偏袒亲近左右理性的一面。在过去的种种描述中,对这一点均不甚清晰,我想从此一特质发端,试举史可程、左光先两例典型加以佐证。
先说史可程。人们习惯将这位两度易主的贰臣塑造成一个卑鄙反复、厚颜无耻的反派形象(如某部传记小说,某情景舞台剧),事实不尽如此。史可程,字赤豹,号蘧庵,幼失怙,和他父亲在世时一样蹭蹬闱场多年,崇祯十六年试中二甲第十名,搭上了明朝在国土完整时科举考试的末班车,考选庶吉士,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八岁(对其生年的考证参看我写过的《史可程轶事》行状注)。国变以前,他关心政治,谏请皇太子监国南京,参与魏学濂、方以智、金铉、吴尔壎、李雯等人“奉皇子走河南,兴灵武之师”(李雯《蓼斋后集·记魏子死事本末》)的密谋。国变之后,他先降闯,再陷清,前后两次被迫写信招降兄长(替农民军写的那封还没写成,清兵已经打过来了),约在是年七月南逃,被纳入从贼六等外另议之列,以兄故免罪。乙酉后辗转淮扬,流寓宜兴,以阳羡词派元老前辈和招饮唱和组织者的身份与众多遗民、先臣后代相接触,陈维崧、曹溶、邓汉仪等人集中多有赠答词文,时人呼以“蘧庵先生”。他“宽厚”洒脱,乐于助人,“年八十余犹亲农事”;可程的文名,在当时无疑是很高的,只惜《浮叟集》、《观槿词》均已佚失,今仅存诗三首、词十八首、序一篇,管窥蠡测,他心中不无压抑悔恨,亦有“泪倾鹃血盈斗”的伤心之感,在他死后,“检其麓,得孝巾百数十,盖积一生,吊死所冠云。”(《宜兴筱里任氏家谱》,任启运《蘧庵公传》)
稍作辩证,可程其实是个善良温厚,勤勉上进,有学养文气的人,他带着一生愧辱的污点,性格上的温良固不足以替他的胆怯懦弱翻案洗白,后世亦不必用纯粹丑类的标签目之。他既不是艺术作品中那个猥琐小人,那么先生早年对这一堂房兄弟的期许爱重、照顾帮助,到后来闻知他两度背叛,代敌人以书相招的失望和愤怒,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在此前,先生于可程深厚的亲信友爱,资料虽然不多,依然有迹可循。崇祯十二年己卯二月,先生为可程应秋闱事“已将三弟恳托”,致孙鲁山云:“堂弟可程少而孤,长而贫,功苦穷年,秋闱屡蹶……年逾三旬,有志未展,故弟惓惓念之。”而反劝胞弟“年尚穉,学未充,考试当听自然,不可萌侥幸之想”。查《康熙大兴县志》科目考,未明白记录可程中举时间,但举人名目中将可程列于梁以樟之后第五位,则他极有可能与以樟同在这一年乡试登榜。先生另有一通寄可程的家信,“太爷病势沉重,乞贤弟遍访名医”,非但将父亲托他照料,且不讳言“万一必不能起,贤弟早示一字……庶不肖兄得早回家办理丧事也”。据史元庆考订《家世系谱》,可程子炤青,出嗣先生,即遗书所云“炤儿”是也。至可程晚年,犹作诗词表情见意,写到“芜城孤注”、“一抔乾净地,洒血酹孤樽……披发痴公子,苍茫羽檄间”。
可程奔还,先生疏请归司寇,问罪论死。是年十月,弘光赦免其罪,仅命他归寓候议,“荷蒙皇上念臣之孑身孤苦,有母尸饔,遂许臣弟来京供事”,养赡婶母,政治生涯结束。自此霞友云朋,击钵催诗,阅四十载年八十余岁而卒。
左光先系光斗之胞弟,与追随李自成的降将光先重名而非一人。十七年八月,义乌、东阳许都余党复乱,浙江巡抚黄鸣俊奏光先“诱杀许都,不行善政,以致煽动”(许都事诸书有详载,不赘述,惟是姚、左善恶功罪,难以辨清。陈子龙恨负伯仁,称“东阳再乱,因县官诛求激变”,祁彪佳则说:“诛锄不力,养虎贻患;国难方张,事何可问?岂可反以激变罪之乎!”姚左国亡后俱成遗民,志洁行芳,所谓屠掠激变,殆诬言耳),阮大铖恨光先劾己,以光先庇原东阳令姚孙棐,下令逮治。光斗子国棅致信先生,使光先至“军前题用”,实欲托庇先生幕下。先生答:“此案借题泄忿……一避不免借人口实矣。……世兄在事,无可媒孽,人即善谮,何以加诸?”认为“师叔不妨出质,痛言借题倾陷之故,即至重拟,而渑淄别白,自难泯一世公心,千秋定论”、“避与迁”皆不可,“至不佞军前题用,尤为不便。”娓娓劝以“但期洁己靖共,静俟公道之自定”,不要避而“藐旨”,与国法为难。
浮丘公殁后,先生同恩师家人,不可谓情谊不厚。先是崇祯元年会试考期将至,先生犹为之撰启邀助,出仕之后,尤其在东南做官时,哭拜先师墓,国棅答诗“腹痛未忘过墓日,心丧还见及门人”,“每过桐城,辄登噉椒堂谒忠毅公太夫人问安,与左氏诸世兄讲学论兵”(吴廷康《张忠敏公表忠台创建落成诗以纪之》注。左史详细可参我《师生cp史料整理》一帖),书信不断。国棅赴任武康县令,先生写“千年丹碧大中丞,公子清宵百尺冰”,赠诗送行。
他也没有忌惮当朝势焰,不敢分辨黑白。早在崇祯十六年他就曾为吴甡、张国维上疏申救,南都当道大兴顺案,追求罪名以罗织异己的时候,他论事说要“应罪者罪,应宽者宽”,使“全身忍诟之人,为雪耻除凶之计”,在扬州幕府接纳了许多南归的“从逆诸臣”,因此招致朝臣抨劾:“督师之地,为招亡纳叛之区;阁部之前,为藏垢纳污之所。”他“置之不辩”。他从来是不惧诋毁,不是胆小怕事的。他对国棅的规劝,乃是他在身为督辅,维护朝纲的同时,对师门友朋所能尽到了力所能及的心力,如他所说,是“苟可用力处,正不敢秦越视之也。”后光先走入婺源,为金正希所匿,“而士英、大铖以史可法故左氏之门人,左良玉又其同宗,疑在两家,故不敢急之”(黄宗羲《弘光实录钞》)。光先固不当做大铖刀环下一冤鬼,走避缉问,失大臣体。夏完淳记曰:“堂堂天子,不能行一令于小臣,刑政之隳,一至于此。南走越,北走胡,遂为成局矣。”


2.

二是他内向、寡言,温和沉毅的内在性格,及相对开明宽大、不党不偏的政见立场,与世人之普遍印象大有不同。
先生性情沉静仁厚,为人温柔和平,韩赞周就说“史公安静宁一,堪任镇守”。沈自駉描述他“遇人姁妪”(《吴江县志》节义。姁妪,和悦貌),甲申国变,曾在北京倡议行钞法、被倪元璐(一说范景文)赏识,得以召对授官的蒋臣间道南还,走依先生幕下,被留参军务,辞归时叹曰:“以一驺虞将五狼,其能久乎。”(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卷十九。驺虞,仁义之兽;五狼指高黄左二刘五镇,此处有不确,楚镇非在他督师名义上的辖制之内)崇祯十年七月,先生擢升右佥宪,巡抚安庐,开府六安,“首临泮宫,集诸生而与进之,重之咨询,接以温文,中有稍知自砥者,尤加优异。凡属子衿,蒸蒸色动”;处常则“约己裕民,泊无一嗜,夙夜寅清,焚香静对,一惟君国是急”(宋之正《六安生祠记》)。十一年九月,清兵入关,连下畿辅四十余城,十月高起潜兵败,京师戒严,时先生家人俱在天津,先生将北援,闻讯“日日悬念,寝食不宁”,致信频问“父亲、母亲与夫人安否?天津城内可安宁无事否?”后知已阖家迁至北京,又寄书家人父母,向夫人杨氏(考证不赘)说:“流贼三次杀败,今已远去,不须挂念;惟念夫人是一苦命人,别离五箇月,未知身体安否?”现存十七通家书,辞旨用情均平实婉和,多规劝问候、砥砺宽慰语,与同朝僚友书牍往来之间,亦无一毫凌厉戾气,始终谦逊、内敛,哀而不伤,劳而不怨。“斗酒纵观廿一史,炉香静对十三经”,这是先生保存至今的一幅手书对联,于他最主要之性格,就可以取这个“静”字。
性格的内向与他坚持的政治态度相互作用,在外显示为对被挤排诬谤的隐忍接受,和对被曲解误会、进而针对孤立的不解释,不辩驳。
首先要强调的是,因明末党派界限的划定模糊,使得部分人对其组成一知半解,落入“想当然耳”式的极不严谨的认知窠臼。由此派生出的反面文章,尤其容易将先生划入东林党人一脉,从而得出他主动参与了小朝廷伊始的定策之争,为党派牟利以致犯下致命错误,又失之屈从软弱,将大柄拱手送人,一改力量对比等等的轻浮结论,草率地定义他为使政权上层走向最终分裂的幕后推手,是弘光朝亡于党争的直接责任人。这是不对的,系未读史料,疏浅不学的表现。
先生师从东林先驱,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,无论是青年时期受到的长达五年的教导,抑或是天启年间政治斗争的残酷,必然都给他带来了极深重的影响。作为一个天启朝党派斗争和阉党迫害行为的直接目击者(天启元年先生院试得中即馆于左公寓中,常“抵掌时事”,后探监殓尸,写邀助启,劝告左氏子不可轻率诉冤等之时间,几乎与党祸平行),这种影响在崇弘两朝他蹭蹬仕途的十七年中,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
情理上,他更应该倾向东林一党,东林党人也多视他为亲与者内最掌权的清望旗帜;但实际上,但凡稍知南都史事,便会发现他非但不热心党同伐异,反而颇不以争论恩怨畛域为然。他在监国诏书论起废一款之中,删去“除封疆逆案、计典赃私不准起用”一段,以为“国家之败坏非常,人才之汇徵宜广,未可仍执往时之例”、“中兴大业,不外君臣一德,内外同心”、“若各执成心,日寻水火,文既与武不和,而文中又有与文不和者,国家朋党之祸自此而开,人才简用之途自此而阻”,应“捐去成见,一秉虚公”,否则“无同舟共济之谊”,“犹修睚眦之微嫌,快升沉于转毂”,必有“唐宋门户之祸”。
若分别将定策、出督二要案的首尾细细讲完,则两三千字尚不能分别明白,故权就先生与马士英之交往角度切入,籍以少加发明他对党派之争的态度。
马士英又是一位长时期脸谱化严重的人物。近年网络翻案之风大炽,老马也一忽忽彻底翻身,摇身一变成为打压清流支撑大局的中流砥柱,忠孝节义俱全的殉道者,此可谓粉不如黑,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。对于马士英,大可无须将他妖魔黑化,视作何等百年难遇之“苗孽”阿物,更不应出于对东林的极端偏见,就抱定一俊遮百丑的评价标准。实则争端骤起、党狱大兴,款和不成示敌以弱,朝廷上下离心离德,均有他的责任,江北防线崩溃,清师迅速南下,尤须担负重责。暂按下不论。
先生与马士英,官史上明录的交往,正式开始于定策择藩之时,不过二人交集,早在崇祯十六年就有具体事件可考。是年马士英在凤阳总督任上,差监纪李章玉赴贵州募兵,返途因纵兵杀掠,激起民愤,三月廿五日在江西乐平县境为居民所尽杀。时徽南婺源、徽西祁门有警,婺源接报,凤督标下四游击募兵将入婺,又无明文,又相攻袭,鱼龙混杂,郡民疑系农民军冒名官兵,将两路分别杀退。章玉恐丧兵获咎,便伪称黔兵已经入徽,诬指金声、推官吴翔凤“领兵到祁”,“诱黔兵束器械入祠而焚祠以杀”,士英被他激怒,弹劾金声及“徽祁乡官有司”。声八月闻参,连上两疏自辩,径责士英“读圣贤书,自号知兵,竟不问兵随将转,将在何处?兵在何处耶?”、“失大吏重臣之体”、“乃尔又将何恃以揣贼情而得贼势,知己知彼,一切不谬乎!”直斥其为“辽东豕”,说“臣谨正告督臣,圣天子在上,天下尚有人,黔兵安敢乱!”(祁门之变,金声《初闻题参备陈守御始末》、《见题参后据参陈辩》二疏可称最详,见金声《金太史集》卷二,又卷五备载当时寄诸人书牍,也可参看)并两度致信先生:“终不忍以百姓当日殒命重伤所各出之死力,抹于诱之一字,亦终不可以无辨,故为老年台始终白之。”(《金太史集》卷五,《与史大司马》,今只余第二通,实得先生复信再致所写,首通已佚失)先生此前,“已有字致当事”,士英说“各兵自明其非贼,将马匹器械,一切交付,而地方于深夜围而火之”,先生“亦正疑此举之太过”,及得正希书,“则此语又似为募兵官之故为装点也”。
《明伦汇编官常典忠烈部》:“凤阳总督高斗光讨贼无功,有议用可法者。御史刘逵言:‘可法理漕有效,不宜易。’乃已。”按《明史》,系御史詹光恒“再劾斗光,请以史可法代,斗光遂获谴”,“礼部侍郎王锡兖荐士英才,延儒从中主之,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,总督庐、凤等处军务”。先生与士英,在崇祯十五年士英赴任后,职守相近,应久已相识。祁门一案,先生时在赴南枢任途中,舟次真州,同士英有确实可考的信件往来,于士英之印象,应不可谓很好。
及至燕京陷落,南都议立,“前侍郎钱谦益、兵备佥事雷縯祚入说侍郎吕大器曰:‘潞王穆宗之孙、神宗犹子,昭穆不远,贤明可立。福恭王觊觎天位,几酿大祸;若立其子,势将修衅三案,视吾辈俎上肉。’大器然之,遂与都御史张慎言、詹事姜曰广移牒可法,言福王有不孝、虐下、干预有司、不读书、贪淫、酗酒七不可立”(徐鼒《小腆纪年》,为区分故标,下不赘),“江南北诸绅,群起拥潞王”(姜曰广《过江七事》)。照通行说法,是士英“念福王奇货可居”(文秉《甲乙事案》),遣人传话:“立君以贤,伦叙不宜固泥。”先生前已属意潞王,今又信士英,报以七不可立之书,士英“内结操江诚意伯、刘孔昭,外结总兵刘泽清等同心拥戴”,遽迎福王,移文内诋福语挟先生,“知势不两立”,迫使他退避让位,出京督师(诸书记载,各有不同,此为流传较广的一种)。
揆诸姜著,则先生初意实在福王,“曰:‘以齐桓之伯也,听管仲则治,听易牙开方则乱,今吾辈之所立者,岂其不惟是听,而又何患焉?’拥潞者闻之大哗。以询诸绅,又颇于福推恶”,南京方面“晤士英图计”,议“以亲以贤,惟桂乃可”,要将潞藩“仿古兵马元帅之制,暂借统兵马”。后来是太监卢九德合盟,“诸将高杰、黄得功、刘良佐毕集”拥福,士英“度势之成也,敢无支吾,遂隐其前说,且乞附盟……贻书南中曰:‘吾已奉福藩,主三军也。’”于是定策告成。
顾诚《南明史》第二章一节,指责先生在继统迎立中“严重失策”,认为“他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,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,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”,便开启了“武将跋扈局面”,造成“弘光一朝的毫无作为以至于土崩瓦解”的严重后果。这个结论如要成立,首先必须解决一个关键的问题——是不是因为福王求助镇将,所以才导致武人跋扈失控,即顾的主要依据来源,李清所说“时王闻,惧不得立,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、刘良佐协谋拥戴”(李清《南渡录》卷一),何以确认其记录的绝对真实性?如果不能证明,顾氏又何以言之凿凿地说“弘光一朝党争的激化、武将的跋扈,最后导致覆亡,关键都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”,将“主要责任”的帽子扣在他头上?
计六奇《明季南略》迁都召对条载:“自左兵檄至、大清兵信急汹汹,上日怨士英强之称帝,因谋所以自全;士英请召黔兵入卫,办走贵阳。”
弘光说“士英强之”,与清之“书召总兵”截然不同。孰是孰非,已无法从正面考证;然而弘光主动谋位的可能性,则可以从其他材料所反映的心理来稍加探讨。
《明季实录·南中近报》记录了弘光登极前的实况:“三十日,百官恭迎接见。王答兵部尚书,大意谓‘国母尚无消息,只身避难,宫眷未携一人。初意欲避在浙东僻地,迎立决不敢当’等语。及挨次进见,对勋臣痛哭。素衣角带,群臣行礼,皆以手扶。待茶款语,极其宽和。言及迎立即力辞,言封疆大计,惟仗诸位先生主持。”弘光初受百官迎见,是一个狼狈落魄、心潮起伏,甚至受宠若惊的姿态,这种过于谦逊的礼貌中流露出的一种受惊的心境,一直延续到哭拜孝陵,“乘马从西门入飨殿,以东门为御路也”,他的惶恐不安,在他驻跸内守备府,百官觐见,他“赧然欲避”的时候最得体现。纵观其登极之后的诸多举措,有理由认为他在骤接大宝之时言行并非作伪;换言之,他是在或许不知情,或许知而心不愿的情形下,为士英、卢珰、总兵“强之称帝”,其本欲“避在浙东僻地”,做一太平王爷罢了。
弘光帝之性格,左良玉驰疏参马士英八大罪中有“陛下即位之初,恭俭明仁”句(《通鉴辑览明季编年》上。又作“恭俭神明”),神明与否可以不论,恭、仁二字并非全是恭维,而是实在有迹可循,上引《南中近报》中“宽和”一语,正足为其一生性格注脚。他并非传说的那样坏,那样荒淫残酷、穷奢极欲(人言可畏,雍正年间成书的《姑妄言》本身带有一定遗民情结,文中径写弘光肏驴),而是在初期尽力平衡党争局面,似乎想要两方各不得罪,向两方溥施甘霖。一方面,他组建起以清流东林为主的第一届内阁班底,而即位后“不追咎异议”,面对士英以迎立事为籍口的挑拨,说“朕叔父立,亦其分耳。”(李清《三垣笔记》下,弘光)在之后阉党及其亲附追论三案,追劾吴甡、郑三俊、管绍宁、袁继咸,欲“尽诛正人”时,两度制止道“不必追究”、“此皆往事,不必更提”,“以此得免大狱”(文秉《甲乙事案》下);另一方面,则又出于平衡、报恩和被权势所逼等等的缘故,向士英与阉党示好,给逆案平反、逆案成员赐恤,接受他们的声色供奉,大柄却逐步下移,最终只能在士英的势焰下选择退缩沉默——帝谕士英曰:“左良玉虽不该兴兵以逼南京,然看他本上意思,原不曾反叛。如今该守淮、扬,不可撤江防兵。”士英厉声指诸臣对曰:“此皆良玉死党,为游说,其言不可听。臣已调得功、良佐渡江矣。宁可君臣皆死于清,不可死于左良玉手。”□目大呼有异议者当斩。帝默然。(三余氏《南明野史》卷上)
弘光生在升平时代,或能为一中庸守成之主,然而他既然被推到了甲申年这个金瓯已缺的帝座上,他和稀泥式的退让调剂,非但没有使两方心生感激,从而真正和衷共济,反倒“文武离心,内外解体……而国事日裂”(戴名世《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》),矛盾愈发激烈。他将阮大铖中旨起复、同意把《三朝要典》“访求入史馆”,他那“诸臣各宜和衷,毋得偏竞”(顾炎武《圣安本纪》上)的愿望,就已经化为泡影。
他因为“治乱不关其意”,所以“每任人而不疑”,于是“以马阮之流,当军国之任”,说“天下事有老马在”,“寄以鼎铉,大失中外之望”(《謏闻续笔》卷四、《鹿樵纪闻》卷上)。弘光治乱关情与否,在此可以不论(最直接的反例,如李清又曰:“上燕居深宫,每徘徊诧叹,谓诸臣无肯为我用者,于声色罕近也。然读书少,章奏未能亲裁,故内阉外壬相倚为奸,皆归过于上。”《南渡录》卷五),其期求、安于和合的意愿便很明白了。
李清说“上宽仁”(《三垣笔记》下,弘光),戴名世说“上优柔不断,而性宽厚,政事一委任大臣,不从中制”,有一宦官“自以从福邸来,流离奔窜,取金钱为衣食资,上亦怜之而不之罪”(《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》)。试问,一个称帝之后,醉心于饮酒宴享、梨园戏曲,政治上奉行“中庸之道”,本性温懦宽恕,亡国被俘后“嘻笑自如,但问马士英何在”(《鹿樵纪闻》卷上)的人,是可以为一方残山断水朝不保夕之帝位积极运动,汲汲追求权力乃至稍闻风声而“惧不得立”,竟然去“书召总兵”、“求助于镇将”,搞得武将跋扈由此而起吗?既然源头已不可确信,则顾老由此不可确信之孤证,衍生出的种种说辞,种种口气强硬的结论,就可以被奉为真理,成为盖棺论定的判词了吗?
武人的跋扈,军阀的形成,早在崇祯一朝,已经是大势所趋,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·兵制》就说:“有明之兵制,盖亦三变矣;卫所之兵变而为召募,至崇祯、弘光间又变而为大将之屯兵。……大将屯兵之弊也,拥众自卫,与敌为市;抢杀不可问,宣召不能行,率我所养之兵反而攻我者,即其人也。有明之所以亡,其不在斯三者乎!”、“兵兴以后,有言于天子者曰:‘今日不重武臣,故武功不立。’于是毅宗皇帝专任大帅,不使文臣节制。不二三年,武臣拥众,与贼相望,同事虏略。李贼入京师,三辅至于青、齐诸镇,栉比而营;天子封公侯结其欢心,终莫肯以一矢入援。鸣呼,毅宗重武之效如此!”以当事人姜曰广的记叙来看,四镇(一说刘泽清初拥潞,见三镇如此,改投福)其实已撇开上级文官——总督马士英,自行其是;妄作一推测,既拥福不能成功,仍可以有千般理由,拥桂拥惠拥潞,好像郑元勋说的:“万一左良玉挟楚,郑芝龙挟益,各挟天子以令诸侯,谁禁之者?”因为他们手握重兵,对朝廷遥相挟制,他们的目的就在邀从龙之功,跻身功臣之列,攫取更多的政治利益,好将来益发不必听从管理,而非一心一意要福藩继统,要维护皇位传袭之正宗。武人跋扈的案例,在崇祯朝就可以找到,从根本上来说,北京的陷落,将明王朝皇权至高无上的威力大大削弱,南渡之后,中央不断丧失影响力和可控兵力,不得不外倚军阀大将以“籍武士为干城”(宋懋澄《九钥集》卷一)的现状,则更加深了这一跋扈的程度。
先生本非极强势、极果决,而是重思虑、重周全的个性,固然使棋差一步,主动权落到了四总兵和后来转迎福藩的马士英手上,但武将地位在明季的迅速崛起,本来就是“兵兴之后”的必然结局,是明朝自中叶以来的武职“微甚,虽大至总戎,自文臣视之抑末也”(计六奇《明季北略》卷十六)的崇文抑武过了头的必然结果,处在这一个武崇文弱趋势所向的时候,凭一人之力要如何改变?怎么能说“弘光一朝党争的激化、武将的跋扈,最后导致覆亡”,都是先生的“主要责任”?顾氏在评价人物时有色眼镜之厚、所带个人感情色彩之浓,由此可见一斑。


-tbc-


今天虽然要发,但实在写不完了,暂时断在这里,容后补下半部分。
因为没有写完,所以一些基础史料没有标出处,等写完后再移到文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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